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，往往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被悄然遗漏。就拿辛亥革命那会儿来说，人们都紧盯着大清王朝如何走向覆灭，却鲜少有人留意到一个省份内部发生的种种。
1912年刚开始那会儿，江苏这一个省里头，居然冒出来三四个都督府，还有好几个军政分府，整个省乱得像是要散架了似的。怪不得那时候最有名的报纸《申报》，把江苏那局面比作唐朝末年各地藩镇各自为政的情况呢。
那时候，中国头号经济大省突然变得混乱不堪。
乍一看，这好像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混乱状况，可实际上，这暴露出江苏省长久以来存在的地域矛盾、族群间的偏见以及省籍归属方面的问题。
第一场对决是江苏队对阵上海队。
沪军都督府还没被撤掉的时候，淞沪军方的一群人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了电报，说非得让陈其美当江苏都督才行，不然讲不过去。江苏省议会得知这事儿后，态度强硬地表示反对，说江苏是江苏老百姓自己的，既不是都督能说了算的，也不是总统能随意指派的。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，绝不能让上海这个“小地方”来管江苏。
反过来看，上海如今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地位已大不相同，自然对江苏也不那么看重了。上海人早就有了很强的自主意识，不甘心一直处于江苏的管辖之下。
二是江的北边与南边的对比。
江北都督府的想法更为激进，他们想自己成立一个省，原因挺直接的：江北在江苏一直没啥存在感。江北都督蒋雁行抱怨，以前江苏省谘议局开会时，大家全说吴语，江北人完全听不懂，结果跟江北有关的提议，十个里八个都过不了。
瞧，江苏省里那股江南中心的风气，总让江北的兄弟心里头不痛快。看来，南北两边迟早还得闹出点大动静来。
第三个对比是南京和苏州的较量。
江苏的老大究竟是哪座城？这两座城市一直暗中较劲，谁也不服谁，结果辛亥革命刚结束那会儿，省会的位置在苏州和南京之间换来换去，短短时间就变了两次。这事儿把程德全给气得不行，干脆让庄蕴宽来暂代都督，自己则跑到上海躲清静去了。
两座城市争得不可开交，旁观者急得直跺脚，纷纷提议跳出南京苏州的争夺，改让镇江做新省会。这个提议当时无人理会，没想到十多年后竟真成了现实。
现在啊，网上有个全国最爱互相“较劲”的省份排行榜，江苏总是稳坐头把交椅，还得了个“最爱内斗省”的外号。
说实话，这并非只是网友的玩笑话，背后其实有着很深的历史缘由。
康熙刚当政那会儿，江南省被分成了江苏和安徽两个省，这一下就给江苏内部的地域矛盾埋下了隐患。
按以往的情况来看，从元朝开始设行省制度后，每个省通常只有一个省会。可江苏省却不一样，它有两个“省会”：江宁（也就是现在的南京）和苏州。
乾隆二十五年，也就是1760年的时候，原本设在江宁府的安徽布政使司搬走了，之后清朝政府就在江宁府又增设了一个江宁布政使司，让它和设在苏州府的江苏布政使司一起存在。
如此一来，江苏省内被划分成两个区域来管理：江宁、淮安、扬州、徐州这四个府，还有海州、通州这两个直隶州，都归江宁布政使司来管；剩下的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这四个府以及太仓州，则由江苏布政使司负责管辖。
对于这种不同寻常的“两个省会”安排，清朝的当家人其实一直是默许的。乾隆皇帝曾自豪地表示，他南巡江南的一大功绩，就是给江浙两地减免了三成的税赋，特别是“作为省会且皇帝驻跸的地方，更应给予特别优待”，随后他特别提到了江宁、苏州、杭州这三个省会城市。
直到清朝末年，大家还是习惯把江宁叫做“江南省的省会”，把苏州称作“江苏省的省会”。
仔细想想，清朝在江苏设置两个省会其实是另有打算：
南京坐拥长江天险，连接南北要道，地势险要如龙盘虎踞，又曾是明朝的都城，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无可比拟。
苏州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。在明清时期，苏州就是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领头羊，整个长三角的商贸流通都以苏州为中心，那时候苏州的地位就好比后来的上海。直到1843年，苏州的人口数量在全国还是排第二，仅次于北京。江南地区的税收对朝廷来说至关重要，关乎国家运转，而苏州则是确保江南税收稳定的关键所在。经济上的重要地位，也让苏州在政治上的地位跟着水涨船高。
另外，把苏州定为省级行政核心，能对南京所在的上江一带形成权力制约。这是清朝政府用来平衡各地权力的一个手段。
1860年往后，因为交通要道变了位置，再加上太平天国那会儿打仗打得乱，苏州这个经济重镇的地位，才开了十几年口岸的上海就给比下去了。特别是太平天国闹得凶的时候，苏州那边好多当官的、有钱的商人、读书人，还有干活的百姓，都跑到上海去躲难，这样一来，上海就聚了好多人才、钱财和劳动力。最后，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就从苏州变成了上海。
以前啊，上海有过“小苏州”的叫法，可等到了二十世纪开头那会儿，苏州倒被叫成“小上海”了。
辛亥革命带来了新纪元，苏州经济霸主地位已失，得赶紧抓住省会这个机会，免得政治上也跟着衰落。
然而，当两江总督所在的南京被苏浙联军占领后，程德全马上决定把苏军都督府搬到南京去，想当名副其实的江苏都督。这说明，在江苏有头有脸的人物心里，南京的政治地位还是要比苏州高一些。
苏州的本地商人和士绅怕苏军都督府搬走后，在南京和苏州的竞争中会吃亏，所以使劲儿奔走游说，想保住苏州作为江苏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。而且，程德全搬到南京后，苏州闹起了兵变，社会秩序全乱了，苏州的商人和老百姓都呼吁江苏都督能回到苏州来坐镇。
这时候，程德全在南京碰上了身份上的难题。因为江北那边要独立，还成立了江北都督府，这样一来，他这个江苏都督就变得只有个空名头，没啥实权了。而且呢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打算在南京办公，南京成了首都，那江苏都督自然就不能再在南京待着了。
程德全气得不行，干脆让庄蕴宽来暂代江苏都督的职位，自己则躲到上海去“休养身体”。不久后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“苏州事务太多”为借口，让庄蕴宽搬回苏州去。庄蕴宽便回到苏州，着手整治，苏州再次成为江苏省的省会。
到如今，宁苏两边经过一番较量，一个成了民国的首都，另一个则做了江苏省的省会，也算是各取所需、各安其位了。
但随后，袁世凯被选为了临时大总统，还拒绝到南京去上任，这样一来，北京就顶替了南京，成了民国的首都。这时候，作为立法机关的江苏省议会，坚决主张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，还明确说一个省只能有一个省会，让江苏都督庄蕴宽赶快回南京来。
苏州的士绅和商人们自然是对省议会的决定强烈不满。就在这时，庄蕴宽忽然表示要辞职，于是程德全又被任命为江苏都督，回苏州掌控全局。
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，那时江苏冒出了好几个都督府和军政分府，因为各方矛盾一直没法调和，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院甚至一度考虑把江苏拆成三个省。
袁世凯掌权后，打着南北统一的旗号，不愿看到各省各自为政引发全国分裂，于是执意撤销江苏省内各地方势力：沪军都督陈其美想当江苏都督，却未获江苏省议会同意，最终袁世凯给他安排了民国工商总长的职位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；袁世凯又派人前往扬州，以中央拨付30万军饷为条件，说服徐宝山自行撤销了扬州军政分府。
袁世凯一番运作后，江苏慢慢走向了统一。程德全也识时务，又一次从苏州搬到了南京。这么一来，苏州在跟南京争省会这事儿上，算是输了。
自清朝开始实施的江苏“双省会”模式，如今已成历史。
然而，江苏的困境依旧没有结束。
南京和苏州要是合并了，而且南京还被定为江苏省唯一的省会，那江北的问题可就太显眼了。
辛亥革命那会儿，蒋雁行他们一群人在江北搞了个江北都督府，跟江南那边对着干，打算让江苏分家，自己成立个省。这既是受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，也是因为江北和江南之间一直有分歧导致的。
江北和江南在地理位置、说的语言还有文化习俗上，差别都特别明显。就像蒋雁行讲的，硬把江北和江南凑成一个省，结果就是江北人在全省会议上，因为大家都说吴语，他们根本插不上话，没啥存在感。这样一来，文化上本来就不占优势的江北，利益经常就被忽略了。
宝宝其实挺委屈的，所以不少江北人都不太想跟着江南人起哄。可江南那边呢，又把江北看作是文化和族群上的“底层”。
将江北与江南分开设省的想法，其实早就有人提过。至少在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之后，就有官员注意到，战争时江南和江北因文化差异导致沟通不畅，于是提议调整江苏的行政区划，在江北和江南各自成立一个省。但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不同意，这个提议便没能实现。
1904年那会儿，赶上清末搞新政改革，江苏有位大名鼎鼎的士绅张謇，给朝廷递了份奏折，提议在徐州设立一个新省。
张謇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极大关注。为了强化对苏北地区的管控，清政府决定将漕运总督的职位调整为江淮巡抚，并正式成立江淮行省，省会选址在原先漕运总督所在的清江浦（现在属于淮安市），其管辖范围涵盖了原江宁布政使所管辖的四府和两个直隶州。
张謇提出建议后，仅仅过了一个半月，江淮省就宣告成立了。但没想到，这次把江苏和淮河地区分开的做法，却引来了江苏籍官员，甚至张謇自己的强烈反对。
张謇觉得，设立江淮省跟他之前提议的徐州设省方案完全不是一回事，简直就是“不伦不类”，让他特别失望。一群江苏的名流也站出来反对，说苏淮分省后，江淮没了苏松的富裕，变得贫穷，江苏没了淮徐的地势优势，变得弱小，这对两省来说都不是好事。当然，他们最害怕的是，江淮那么穷，分省后以长江为界治理，盗匪流寇会跑到江南来抢夺财物。
在多方强烈反对声中，江淮省成立还不到三个月就草草收场了。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实在太短，大部分江苏人都压根没听说江苏省还被拆分过。
仅仅过了七年，在辛亥革命的风潮中，清江浦又成立了江北都督府和江北议会，还提出要让江北单独成为一个省。
江北好几个县接连发出通电，恳请社会各方力量支持江北独立设省。江北都督蒋雁行还有江北议会都指出，江北在清朝那会儿，老是被苏南那边的人看不起、不重视，结果江北人的权益跟江南人比起来差远了，这可是“江北老祖宗们的耻辱”。他们呼吁江北人齐心协力，争取应有的地位，这事儿可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。
对于江北提出的分省请求，一心想要重建中央集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答应。他讲，要是江北真分了省，浙江、河南这些省都跟着学，那国家还不得乱套！
接着，袁世凯发电报让蒋雁行前往北京接受新任命，同时下令撤销了江北都督府，将其划归江苏都督管理。蒋雁行没办法，只能表示听从安排。
消息一到，江北的各个民众组织都气炸了，大家聚在一起商量，打算拼了命也要争取权益。他们还去找了江北老乡张謇，想让他带头推动分省的事。可没想到，张謇不但不帮忙，还发电报批评了蒋雁行。这下，不少人骂张謇是“搞砸江北大事的罪人”。
其实，来自海门的张謇，从不把自己看作“江北人”。在他心里，盐城、阜宁、淮安这些地方才算“江北”，换句话说，海门、启东，甚至整个南通、泰州地区，都不该被归为“江北”。就像现在，在江苏和上海，一提到“苏北人”，就仿佛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歧视链，各地都急着撇清关系，不愿自己的家乡被贴上“苏北”的标签。
最终，江北的各界代表到北京请愿却没能成功，分省的想法也落空了。
有观点认为，江北没法单独成为一个省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太穷，分出去后财政上根本撑不起来。说白了，被瞧不起、没人理的根源，说到底还是因为没钱！
这种因贫穷而产生的地区偏见，到现在都还存在。
岁月更迭，一晃到了1927年。北伐取得胜利后，来自南方的革命者蒋介石，打算把首都从北京改回南京，还把南京设成了特别市。
这样一来，江苏就得另外挑个地方当省会了。
遗憾的是，这回苏州并没有被选为新省会的必然之选。1928年7月，江苏省政府委员会开了个会，专门商量省会该定在哪儿。大家把省内可能当省会的地方都对比了一番，最后9个参会的人进行了投票。
投票结果出来啦：镇江获得6张票，扬州拿到2张票，而苏州只有1张票。
“黑马”镇江意外胜出，获选为江苏省会。自1929年2月起，省会迁至镇江，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战败撤离，这期间镇江名义上担任了20年省会，但因日军侵华导致其有8年沦陷、省会迁移，实际上它只当了12年省会。
历史研究者觉得，这是镇江从六朝那会儿起，政治地位最显赫的阶段。
那么，没什么名气的镇江，怎么就把苏州比下去成了新省会呢？原因肯定不止一个，但最关键的好处，是镇江位置特别好。
镇江离南京特别近，南京成了首都后，挨着南京让行政交流变得特别方便，这成了个大好处。再说说苏州，它躲在江苏的东南角，而镇江位置在中间些，管理江北那些不太听话的地方就更顺手了。
到这时候，民国时期的江苏两次更换了省会，苏州明明在交通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各方面都更胜一筹，却两次都没能当选。苏州的失落感，绝不比那些自称被苏州人冷落的江北人少，真是同病相怜啊。
苏州在政治上没啥优势，却搞出一套厉害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感，把南京给比下去了。这样一来，江苏省内就根据河流、方言、文化习俗、饮食习惯、经济水平这些不一样的地方，弄出了好多条互相交织的优越感链条。
这条鄙视链的顶峰，是早就从江苏独立出去的上海。自认为身份不凡的苏锡常，跟上海比起来还是差了一大截，怪不得昆山人爱炫耀：“苏州跟我们有啥关系？上海才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归宿！”
1949年6月下旬的时候，江苏整个地区都获得了解放。
因为苏北是较早得到解放的地区，而苏南则是新近解放的区域，所以就用长江作为分界线，把江苏分成了苏北和苏南两个省级行政公署管理的地区。苏北行署驻在泰州，后来搬到了扬州，苏南行署则驻在无锡。这说明，民国初期江北人希望分省而治的愿望，在这个时候短暂地实现了。
1952年11月的时候，苏南和苏北两个行署区被撤销，它们合并成了一个省，江苏省的建制得以恢复，当时暂且把省会定在了镇江。
过了两个月，南京的行政级别有了变动，不再是直辖市，转而成了江苏省管辖的城市，并且又一次当上了江苏省的省会，这个地位保持到了现在。
历史的光芒映照当下，现今的种种，都能从过往岁月中找到影子。
上海现在成了长三角乃至全中国的经济龙头，虽说和江苏早没了行政上的隶属关系，可身边有这样一个经济巨头，江苏大部分地区都难免受到它的影响，躲都躲不开。
在江苏这片土地上，清朝时的两个省会城市各有各的长处。苏州在经济方面胜过南京，成了江苏的经济老大；南京呢，在政治地位上一直比苏州高一点，两者相互制约又缺一不可。
镇江没了省会的头衔后，就变得平平无奇了，还被省内其他地方戏称为“卖醋的城”，没啥特别出彩的地方。
当年张謇主张徐州升格为省，这座城市却始终保持着不张扬的实力。民国时期，不少学者专家从各个层面深入探讨徐州建省的可能性，尽管最终大多未能落实，但这片土地的战略地位早已不言而喻。直至1986年，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18个地市共同组建了淮海经济区，徐州自然成了南京以北、济南以南、连云港以西、郑州以东这片广袤区域的中心城市。
因为江北和江南长期分隔的局面，直到现在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，都曾在不同时候讨论过把江苏省会迁走的可能性，想以此解决苏北地区被忽视的状况。有专家认为，扬州或者淮安位置比较居中，可能成为新省会的理想之选。
不过，哪怕江苏内部各城市间“较劲”得再厉害，有件事还是得承认：身为全国经济排名第二的大省，它的整体发展均衡度，跟经济老大广东比起来，那真是好太多了。江苏13个城市，个个都进了全国百强城市榜单，反观广东，还有一半城市没挤进这个榜单呢。
既携手合作又暗自较劲，既亲近无间又互相调侃。争斗时也不忘推动进步，进步时也不忘搞笑逗趣。排名要争头名，友情却排末尾。但等比赛结束、较劲过后，还能一起搞经济建设，这样的江苏才是真牛气！
参考文献：
《苏北人在上海：1850至1980年的故事》，作者韩起澜，卢明华翻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
郑忠所著《从变化到迁移：1842至1895年间近代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》，发表于《复旦学报（社科版）》2007年第一期。
何一民与范瑛合著的《天府新论》2009年第五期文章：《论清代苏州行政地位的演变——从府城到省会》
纪浩鹏所著：《1912年前后江苏的省会之争：该归宁属还是苏属》，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17年第二期发表
周育民所著：《论辛亥革命时江苏的“统一”态势——同时探讨该时期苏沪两地行政上的关联》，《史林》杂志，2002年增刊版
《民国时期江苏省会设在镇江的相关研究》，作者为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，由江苏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。
李巨澜所著：《浅析辛亥年间“江北单独设省”议题》，刊载于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》2004年第二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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